編者按:香港歸併中國將滿七年,無論政治、經濟均已出現重大變化,「兩制」日趨於「一制」,鄧小平的「五十年不變」早成為夢囈一場;中國政府直接的政經干預,也迫使港人必須面臨抉擇,到底要選擇民主退化,還是要繼續追求民權?
本報特派記者系列報導香江探索,讓國人對所謂的「一國兩制」有更洞悉的認識。
特派記者陳中興╱特稿
就像遭到詛咒,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,天災人禍不斷;金融風暴、颱風、紅潮、禽流感、美國網路股泡沫化衝擊等不一而足,去年的「黑色SARS」更是集各種災難之大成,使香港平均國民所得退回一九九五年水準,失業率更一路從回歸前的二點二%拔高到去年五月的八點八%,創歷史新高;港人不禁要問,究竟誰該為香港經濟衰敗負責?
從香港經濟成長率的演變來看,一九九七年是一個大分水嶺。九七年前,香港經濟維持長期成長趨勢,並在九七年當年達到高峰。九七年七月一日,中國政府自港英政府手中接下香港主權,以及三千多億港元財政結餘,猶記當時港股以大漲至一萬七千點、全港街道以最豪華的妝點一齊迎接回歸,但僅僅隔年,香港經濟卻陷入空前困境。
帳面看來,九七年香港經濟成長率達十一%,當年度港人實質平均國民所得達二十點七萬港元,然後即一路下滑,至去(二○○三)年時,已下降到十七點九萬港元,相當於八年前的水準。
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經濟中心主任陳文鴻表示,多虧「SARS」疫情,否則港府更難對香港市民交代,SARS來襲,適時給香港特區政府一個台階下。
在失業率方面,香港在一九九五年以前,失業率長期維持在三%以下,一九九七年更降至二點二%,幾乎達充分就業。但隔年起一路「漲多跌少」,到二○○三年底,攀升至七點九%,同年五月,甚至達到八點八%的歷史新高。
香港總商會中國經濟師朱丹說,歷經這波失業潮,即使後續經濟成長力道恢復,也很難回到過去的低失業率。
經濟蕭條帶來失業,失業又加重蕭條,失業人口大增之下,三十多萬失業者及其背後百萬受波及的人口,幾乎退出香港消費市場,使香港零售銷售額從九七年的一百二十六點一,下滑到去年平均九十二點八,甚至比十年前還不如。
如同台灣,香港房市泡沫化後,今年起稍見起色,部分市場更出現難得一見的熱絡,但僅限於高價豪宅市場。
例如九龍佐敦新生地,高聳入雲的海景豪宅,「呎價」從七千港元起跳(每坪約七十六萬台幣),部分景觀可直眺維多利亞港夜景的高樓層,呎價甚至達一萬五千港元(每坪超過一百五十萬台幣);據香港房地產仲介商對記者表示,今年全港房價上漲幅度達四十%。
香港聯邦財務公司董事總經理戴火山說,香港經濟去年觸底,下半年展開反彈,其中以房地產市場復甦最為明顯,在金融風暴期間所衍生的「負資產戶」因房價上漲,大部分已獲得解套。
據香港統計處公佈的資料顯示,香港經濟表現承接二○○三年下半年全面及強勁的復甦力道,預估今年雖有美國升息等利空打擊,全年仍可達六%成長。
撇開近一年的「復甦」,港人在回歸後的生活品質卻是每況愈下。因各行業市道低迷,雇主不得不以延長工時,來保衛盈餘水準,導致非專業領域的中低階受雇者工時大幅延長。
香港沒有勞基法保護,不願失業的受雇者能要求加班,從統計上來看,中低階非專業受雇者,每週工作時數由九七年前的四十五小時以下,上升到去年的四十八小時。
工時雖然增加,但工資卻沒有增加,統計上所反映的一九九七年到二○○一年的工資上揚,真正原因卻是香港因景氣蕭條導致消費物價下跌造成的回沖效果,二○○三年香港中低階非專業受雇者工資水準,甚至不如一九九七年。
香港市道淪落至此,誰該負責?多數香港學者不認為與北京接管主權有關。
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經濟中心主任陳文鴻,直指港英政府在執政的最後十年間,放任香港經濟走偏鋒,光靠房地產營造假象式的榮景,造成香港經濟禍根,是導致香港經濟走下坡的遠因;在主權移交後,特區政府又錯失扭轉經濟結構的良機,導致七年來經濟一落千丈。
他直批董建華袒護地產商,放任新界與深圳相鄰的大批土地閒置作為「禁區」,也不願大刀闊斧利用作為香港的高新產業基地,或發展新型態服務業。
「台灣經濟雖也不好,但近年抓住顯示器面板等新產業;但是香港除了房地產、金融服務業外,其他還剩什麼」?
陳文鴻雖然同意這是「經濟問題」,但更點出背後的「政治因素」:「事實上香港經濟一蹶不振的關鍵,就是特首人選不對。但在香港無法實施特首直選的情況下,換掉董建華的唯一管道,只能指望北京一聲令下,但這又是何等複雜的事。」陳文鴻感慨地說。
事實上,即使在北京,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同意,香港經濟問題與特首無法直選有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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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派記者蘇永耀╱特稿
即將到來的香港七•一遊行,北京政府高分貝喊話,並展開連串溫情攻勢,包括同意發給香港民主派議員與部分民運人士回鄉證,民主派顯得反應不一,部分團體仍主張要求「還政」的遊行,香港特區政府則顯得低調,少有發言;種種情形看出實施七年的一國兩制已然走調,正演變成京港之間的直接角力。
「一國兩制」的名存實亡,也讓本週四七•一遊行更凸顯意義。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王家英博士清楚指出,相較去年七•一遊行逾五十萬人參加,這次或許較少,但卻會令北京政府「更為尷尬」,因為這是在北京人大否決掉「雙普選」(二○○七特首直選,二○○八立法會普選)後,港人仍要求「還政於民」,這不僅是直接針對北京政府,而且是表達某種程度不信任態度。
王家英認為,分析這兩年的七•一遊行,去年議題較為多重,遊行民眾訴求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、抨擊特區政府未能搞好經濟,及不滿SARS蔓延等,主要對象可說是特首董建華。但這次即將到來的遊行則不同,是很清楚地要求立法會與特首普選,集中的民主訴求,「政治威力應會更大」,甚至延燒至九月的立法會選舉。
另方面,港人民權意識高漲,北京政府的回應態度也逐漸強硬,上週正在香港訪問的美國前亞太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便以「下重手」,形容最近一年北京政府對香港政治的直接干預。
對此變化,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教授鄭宇碩點出幾個重要事件,他認為二○○二年的特首選舉,支持董建華連任者最高比率僅達二十六%,顯示絕大多數港人已經不支持連任,北京方面也掌握這項發展。
縱然知道董建華已經「不行」,但北京政府基於「穩定壓倒一切」原因,不僅未換下董,並在特首選舉做出干預的動作。鄭宇碩表示,本來董建華連八百人選舉委員會都無法通過,但北京要求選委會必須由秘密投票改為「提名公開」,造成七百多位委員紛紛表態挺董,此舉相對也說明北京政府對特區政府已經缺乏信心。
鄭宇碩指出,二○○二年六月底,當時負責港澳事務的中國副總理錢其琛來港,表達「民主不能太快」、「港幣匯率稍高」,也說「基本法二十三條應該立法」等,這些話過去中國從不公開說,但從那時起已不加避諱,港府則只能在後頭被動回應;隔年,就出現五十萬港人的大遊行。
去年七•一過後,香港社會一度歸於平靜,不過,十二月的香港區議會選舉,民主派大勝,親中的民建聯大敗結果,不僅讓政治觀察家跌破眼鏡,也連帶震驚了北京與特區政府。王家英認為,雖然區議員不過如同台灣的里長般,權力相當有限,不過,選舉結果讓北京政府嗅出香港民眾的意向,如不加以處理,後果將會不堪設想。
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表示,北京政府之所以急忙在這次遊行前透過人大否決雙普選,就是避免給予港人「過高期望」,並成為九月立法會選舉的訴求議題;去年七月九日由於立法會將討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,才會讓港人義憤填膺,在七月一日站出來要求取消立法;中國政府這次學乖了,先腰斬港人還政於民的期待。
特區政府角色模糊,北京政府干預由暗轉明,表現在對香港社會的各種控制上,包括李鵬飛等三位廣播名嘴辭職,成為港媒普遍討論的話題,不願具名的香港時事評論員直言判斷,只有北京政府才能對港媒的老闆,有那樣大的影響力。
此外,北京政府亦積極展開對香港民主派的分化,負責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提到「願意與香港不同界別溝通」後,港媒對遊行的態度則漸呈一面倒的態勢。相較去年七•一,港媒鼓勵民眾站上街頭,今年的港媒則顯得噤若寒蟬。幾個主要媒體均將中國政府的喊話當成重要新聞,並大幅報導,例如信報在社論上便說「和解大氣氛已然成形」,塑造香港社會需要「穩定」氣氛,對遊行新聞則低調處理。
明報則刻意以全版評論文章,表明立法會選舉應該「保留功能組別,民主與賢能混合」立場性態度,還說香港的政改是「摻雜著熱望、誤解、野心與機謀」,並引台灣某政治學者表示「自李登輝開始的民主運動,民主只是奪權工具,目的是台獨」;因此文章強調要拒絕一種宣稱高於國家主權的人權、自由的觀念,不要使民主成為「脫離國家的工具」。
刻意將民主污名化,是港媒近日的特色,尤其台灣出現的選舉糾紛,也讓其大肆宣傳民主不能過度,轉來壓抑港人對落實民權的訴求。
儘管如此,王家英樂觀認為,港人了解台港的差異,這種污名化策略應是有限。
但另方面,包括長期關懷勞工運動的民主派議員劉千石提出「退一步,大和解」,民主黨議員李柱銘亦提出「呼籲港人團結與中央政府合作」的動議,這到底是民主派新策略?還是北京分化策略已收效?隨著京港之間的直接角力,妥協或前進,雙方正步步為營,走一步,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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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派記者蘇永耀╱專訪
香港民主派中素有「硬頸」之稱的立法會議員,也是次級團體「前線」召集人的劉慧卿,在面臨北京方面積極分化民主派,甚至還遭所謂「愛港份子」丟汽油罐,她仍不改本色,在接受專訪時說,北京政府雖對民主派進行分化,但她是代表香港民意,是「退無可退」,也不會委曲求全或搖尾乞憐。
以下為專訪紀要:
問:您辦事處上週一遭丟擲汽油罐,這是選舉糾紛,還是有其他政治目的?
答:對我的恐嚇已經不是第一次,但這次情況卻最為嚴重。去年還有人在我辦事處丟石頭、潑糞及潑飯,並加以恐嚇,但警方處理極為低調,像先前幾次警方在拘捕涉案者後,都只以「濫用言論自由」為名,最高僅罰款港幣兩千元了事。然而,這已「威脅到我的言論自由」,怎麼還會是言論自由?
以最近這次丟汽油罐為例,廿日代表中國的中聯辦才要求港人不要參加七•一遊行,隔天凌晨便發生此事,而且所燒的還是我們一些鼓勵民眾參與遊行的標語,凡事固然應講求證據,但兩者之間確實有相當關聯性。但令人不解的是,香港保安局長李少光卻輕描淡寫地說,「選舉一到,總會這樣」。
警方怎可在沒有證據下,就說是與選舉有關?縱使如此,難道選舉就可以放火?而且,我在上週五前往警務處要求慎重處理時,隔天傳媒幾乎還是低調報導,顯示在過程中也受到某種程度的指示。
問:您提到傳媒可能受到壓力,像即將到來的七•一遊行,以及九月的選舉,是否也有同樣問題?
答:有人解讀這是媒體的「自我檢查」,但我認為沒那麼簡單,一定有人跟他們指示,有時候是一些「有影響力」的人打給傳媒老闆,說這個新聞應要小心一點處理,「不要報得那樣大」。這次七•一的報導也很明顯,去年傳媒多鼓勵民眾前往,這次則均淡化處理,本地傳媒是不太理會港府的施壓,因此,誰有這個影響力,應該不難看出。
投票情況尤其如此,因為,現在有很多港人在內地做生意或工作,所以會接觸到對方很有影響力的人,通常他們會打電話,要這些港人投給誰或不投給誰。我還接到民眾投訴,是老闆把所有員工叫去,要他們簽切結說要投給誰,否則就沒有工作做。
問:對於九月的立法會選情,您個人評估為何?
答:如果投票率愈高,對民主派是愈有利,但也不能輕忽左派勢力的動員影響。最近就聽說他們動員所有中資機構的員工,出來幫忙拉票,加上他們資源雄厚,確實不能輕忽。也因此,北京政府最近不斷向港人喊話,要求不要上街遊行,主要目的就是擔心延燒至九月十二日的立法會選情。
問:北京對香港民主派最近似乎積極展開分化策略,對此如何看待?
答:他們之所以打擊我,是因為我說過「尊重台灣民眾的意願」,因此,就把我打擊成台獨,更進而告訴民眾說這個劉慧卿很差,是支持台獨的人,絕對不要投票給她。這樣的手法確實很卑劣。
至於部分民主派議員如劉千石表示「要退一步」,與北京「大和解」的說法,事前並未知會其他人,而且他講的退一步,我也不同意。
我在九八年見過特首董建華,提到我因為沒有回鄉證無法到內地去,董建華便說要我不要講那麼多話,「退一步吧」。
但我要說,現在叫我退一步,下次恐怕就會說「妳再退三步吧」。然而,我是代表香港人講話呀,現在講的話有什麼問題呢?當時董建華叫我退,我就不退,現在誰叫我退,我也不退。我有一定的原則與立場,港人投票給我就是因為我的立場很清楚,我不會「搖尾乞憐」,如果你北京所謂溝通的前提是要放棄這個、放棄那個,那不談也罷。